4. 孔子的礼乐故事 

孔子 3 岁时父亲叔梁纥去世，孔母颜徵在带着幼年的孔子搬迁到了鲁城中生活。在这里，孔子从小就受到礼乐文化的熏陶，对礼仪有了自己的认知和实践。孔子的学习和教学也是围绕“礼乐”展开的，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学习应从《诗》开始，把“礼”作为立身的根基，掌握“乐”使所学得以完成，教授学生也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要课程。在孔子身上，发生了许多与礼乐相关的故事。

太庙问礼

孔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在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有人品超过自己的，但绝对没有好学超过自己的。孔子提出学习要择善而从，多向周围的人虚心求教。所以他学《诗》习礼，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论语》中有两则记叙孔子到鲁太庙问事的章句。孔子到了祭祀周公的鲁太庙，每件事情都发问。有人便说：“谁说叔梁纥的这个儿子懂得礼呢？他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向别人请教。”孔子听到了这话，便道：“这正是礼呀。”孔子并未以礼学专家自居，而是虚心向人请教，这不仅体现了孔子不耻下问的可贵品格，同时也表明孔子对周礼的恭敬态度。

传授礼乐

孔子 30 岁（鲁昭公二十年，前 522 年）时，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学识，声望日显，进入“而立”之年。为了推行其理想和主张，他创办私学收徒讲学，34 岁时“弟子稍益进焉”（《史记·孔子世家》），跟他学习的弟子逐渐多了起来，就连鲁大夫孟僖子死前都留下遗言，让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从孔子学礼。孔子以“文、行、忠、信”和“诗、书、礼、乐”为教授的内容，他因材施教，用举一反三、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学生，培养出了一批有才学的弟子。无论是入仕从政，还是周游列国，其主要弟子均追随左右，聆听教诲。在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师生同甘苦，共患难，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讲诵、习礼不止。

克己复礼

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就是“克己复礼”，他力主在鲁国恢复周礼，包括后来的“堕三都”，都是想加强鲁君的权力，以重新推行礼乐制度。在生活中，孔子一直尊崇和维护礼制。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主张撤去祭祀时作牺牲的羊，孔子反对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宰我主张缩短三年服丧期限为一年时，孔子说三年之丧是报答父母三年襁褓养育之恩，随意更改是不仁不孝的表现。

以礼拒齐

鲁定公与齐景公要在夹谷举行盟会，孔子时任鲁国的大司寇并代理相事。临行前，鲁定公接受了孔子的建议，让掌管军事的左右司马随行，以备不时之需。到了盟会的地方，双方以诸侯会遇的礼节见面，齐景公却暗地里指使莱人手执兵器，鼓噪喧呼，想要劫持鲁定公。当此危急之际，孔子立即指挥鲁国的军士反击，并呵斥齐国如此交往是失礼。齐君听了很惭愧，于是让莱人退避下去。接着，齐人借演奏乐舞的由头，想戏弄鲁定公。孔子见状，坚决地斩杀了欲行不轨的杂伎艺人，齐侯才正式地对待这次会盟。在签订盟约的时候，孔子又借齐国增加附带条件的机会，夺回了原来属于鲁国的郓、讙、龟阴三处土地，取得了一次重要的外交胜利。

礼乐传继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以后，已无求仕之志，转而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讲学。因其德高望重，被尊为“国老”，经常回答执政者的问询，有时也过问重大政治事件。孔子一生非常重视对前代文化典籍的学习、研究和整理，明确表示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主要集中在他所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统称“六经”。孔子一生最重视的是“礼”。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可以说，孔子集先秦礼乐文化之大成，开后世礼乐文明之新统。

《孔子圣迹图》之“退修诗书”

礼乐的文化内涵

1. 礼乐精神与中华文化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要理解中西文化的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这是中国人的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他们只是简单地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虽然中国各地的方言和风俗习惯千差万别，但中国人对人待物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都是相通的，对待家庭、家族、民族和国家的情感是一脉相承的。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指出，西方文化源于宗教文化，而东方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它以人文精神为主干。

一位西方学者也曾经说过：“西方是靠宗教和法律来管理社会，而古代中国人是靠‘礼’来约束社会行为的。”中国能几千年来保持相对统一，中华文明不因朝代的更替而中断，是因为中国文化在方言和风俗之上有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理性，就是“礼”。“礼”，维系着大江南北、黄河上下所有的中国人，并在“礼”这个层面上得到一致的认同，这也就是中国人所具有的礼乐精神。这种礼乐精神至少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四个层面。

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人不仅依赖自然、改造自然，而且认识到要与自然共存共荣。《礼记》里有一篇章叫《月令》，全文以节气为标准分为 12 个部分，记载了日月运行、气候变迁、万物成长的规律以及社会生活规范等，并适时地告诫人们不要乱砍滥伐、破坏自然。这就是古代统治者实行的政令，是国家礼制的一个部分，也为后世提供了治国安民的依据和范本，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了中国古代遵从自然、敬畏自然，崇尚“天人合一”思想的渊源之一。 

其次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注重民本思想，《周礼》大部分的内容是讲“官制”的，所以又叫“周官经”。有学者统计，《周礼》中大大小小的官职达 360 余种 , 具体到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明确了每个部门、 每位官员的职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宪法”，中国人后来崇尚的仁德也是可以在礼乐制度中找到渊源的。

再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乐制度也通过一定的规范来调节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人类自身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但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正是人类超越原始状态、精神进步的过程。中国古代的礼仪就是将自古以来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则固定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事项，力求人人遵照执行，不越雷池。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礼仪习俗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礼仪和基本原则。

最后是人的身与心的关系。人类的发展进程具体到每一个人，就是个人自我完善的过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儒家讲求“修身以礼”，中国古代的君子将修身之学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孔子提出了“修己以敬”的思想，主张通过修身实现敬人、安人的目的；孟子的主张是“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子要通过个人的良好修养造就太平和谐的社会。礼是古代君子正身、修身的必然选择。所以礼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外在的规范上，更可以内化为个人的修养与气质。以礼为途径加强修身，实现个人身与心的和谐统一，减少自身的内在冲突的同时，也会减少与外界的矛盾对抗，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

今天的社会依然需要礼乐精神，诚信、孝悌、谦虚、仁爱等中华传统美德仍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历久而弥新。在树立国家自信、文化自信的进程中，在新时代更需要重视礼乐的作用，继承发扬新礼乐精神，以提升自身修养，维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