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礼崩乐坏”与儒家的创立
时间来到了东周，历史上春秋是奴隶制的瓦解时期，而战国则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时代的变革催生了历史的巨变。政治上，东周伊始，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名义上是天下的共主，但已经成为强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诸侯割据纷争不断，时代陷入混乱。在思想文化领域，混乱催生人们去思考，去厘清，去变革，诸子百家层出不穷，各自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形成了为后世称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一系列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历史经典，在这一个时期阐发出来，成为引领中国人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孔子所在的鲁国以礼为国家的纲要，上至公卿，下至平民，无不按照礼制行事。无论是国家的大事，如君位传继、祭天礼祖、对外征战、朝聘会盟等，还是生活中的礼俗，如燕飨、乡射、婚丧嫁娶等无不依礼而行。鲁人更加认可的是礼“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的重要作用。《礼记·礼运》有言：“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由小到大，关乎个人，关乎家庭，关乎国家，礼制平稳，则可国泰民安。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闵公元年（前 661），齐国欲攻打鲁国，齐桓公问大夫仲孙湫说，鲁国可以攻打下来吗？仲孙湫回答说，鲁国现在还实行周礼，周礼是鲁国的国本。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其根本必然先颠倒，然后枝叶才会颠覆，鲁国根本周礼尚在，所以是难以攻打的。这时鲁国正经历着庆父内乱，但鲁国仍秉持周礼行事，就难以攻取，主要是周礼有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可以防止和调节社会矛盾，对底层又有慑服之威和收罗之效，所以鲁国的国体总体上是稳固的，是外界势力难以撼动的。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日益衰微，天下诸侯并起，继而礼崩乐坏，西周的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在诸侯僭越天子之时，诸侯的家臣也在僭越诸侯，鲁国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内乱，鲁公室被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把持，后来又为季氏家臣阳虎所夺，鲁国违背礼乐制度的情况层出不穷，尤其在孔子看来，更是如此。由于鲁国礼乐传统深厚，孔子对待周礼十分执着，他看不惯这样一个政出多门、社稷混乱的局面，在鲁国为大司寇施政受阻的情况下开始周游列国，但孔子的政治意图在列国亦遭冷遇。后孔子有感于“周室微”“礼乐废”，于是追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删诗书、 定礼乐，辑以成文，以诗书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开私家讲学之风，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 249 年，鲁国为楚国所灭，但是鲁国的礼乐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由于孔子师徒的传续之功，儒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进而发展为孔孟之道。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包围鲁国，鲁城中的儒者仍在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到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自己曾经到曲阜参观孔子庙堂和其中陈列的衣冠琴车书，并且见到儒生们依然在此习礼，感触良多，流连了许久都不愿意离开。从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来分析，鲁国的礼乐传统是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主要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3. 孔子的礼乐思想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贡献卓著，年轻时从事过多种职业，成年后知识愈益丰富，授徒讲学，研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学说。中年从仕，由“中都宰”到“大司寇”摄鲁国相事，后因得罪“三桓”不得不出走鲁国，转而周游列国，往来于卫、宋、陈、蔡之间，前后历经 14 年，始终未得重用。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专心从事前代文献的整理和教授弟子。
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公室衰微，宗族制度瓦解，家庭制度兴起，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礼乐典章制度大都不再施行，渐有失传之势。由于礼乐不习，虽然 “秉礼”的鲁国框架残存，但一些贵族之间也到了“不能相礼”的地步，违背周礼的事情层出不穷。孔子曾谴责鲁国掌权者季氏僭越使用周天子的“八佾”乐舞：“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他立志恢复周礼，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在继承发扬前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的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奠定了儒家学派的基础，其礼乐思想涉及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涵盖了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内容。后世以“儒家”称呼孔子创立的学派，有学者指出“儒”就是对执礼之人的称呼。
知识链接
孔子与礼
现存的礼书，是经过东汉郑玄融合“今”“古”两派后的产物，主要为三种，即《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的内容是周代的各种官制，《仪礼》是周代的各种典礼节仪，《礼记》重点讨论的是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从总体上看，孔子关于礼的思想与上述的“三 礼”都有关系。作为历史发展之礼与《礼记》有关，作为治国之礼与《周礼》有关，作为行为规范之礼与《仪礼》有关。学者们一般认为，《礼记》出于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之手；也有学者认为，《仪礼》也经孔子整理、传授过。
孔子所强调的“礼”是成体系的，包含礼的理论、制度、仪式、评价等各个方面。孔子早年接受的主要是礼仪教育，成年以后所学也是以礼乐为主的，孔子并不满足于此，他还主动向更多人请教。孔子到中年时学问渐趋成熟，在社会上名声日隆，主要因为其明晰古代礼仪。孔子认为要使天下重新归于“有序”，就必须“克己复礼”，继续以礼乐治国，推行德治德政。孔子提出治理国家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就是这个思想的具体体现。在孔子看来， 为实现明礼这一目的，就要“正名”。所谓“正名”，就是明确礼制运行中的权利与义务，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各行其责，不越位，不僭礼。“正名”如何去达成呢？孔子认为不能单纯地依靠刑罚等强制手段，而必须以人本身的“仁”“孝”之心发自内心地去理解和践行。孔子说过，用政治、刑罚去管理约束人民，只能使之不去犯错，却没有行为的自觉；用道德、礼教去感化引导人民，人民会自觉地遵从各种规范。在孔子看来，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所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都是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延伸。
孔子所说的“礼”在范围和含义上又与西周有所不同，是对西周礼乐思想的一种损益。孔子所言的“礼”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平民百姓因为从事生产劳动，对礼制的讲求不像上层那样严格，但孔子主张的是整个社会的礼制，所有人均要“齐之以礼”。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这讲的是学习礼乐与做官先后的问题。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平民子弟，先有了官爵之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的子弟。如果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孔子的学生中贵族子弟很少，大部分是平民庶人子弟。孔子鼓励他们研习礼乐，然后做官实现政治抱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礼乐的受众范围，是孔子以礼齐民思想的体现。
孔子更加重视礼的内涵而不拘泥于礼的外在形式，礼的外在就是展现礼的礼仪、礼制等，突出了政治统治的含义，而礼的内在则是礼乐的精神实质与现实作用。孔子反对把礼变成徒具形式的流程与规则，认为礼乐的核心作用是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周公等先圣先贤礼乐之道的实质所在。孔子主张各行其礼，君主依礼而行、广施仁德，民众才容易指使，统治阶层内部亦互不僭越，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士阶层依礼事君事上，以礼制规范自己的行为，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获得君主与社会的认可。平民庶人虽然无须全面地执行各种礼仪、礼制，但生产生活中也要重德懂礼，依照最基本的德行与礼仪行事，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知识链接
孔子与“乐”
相传孔子也整理过“乐”。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旋律，二是舞蹈。根据“礼”的要求，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配制，二者有时也可单独使用。孔子整理《诗》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内容都配了不同的乐谱，是可以按乐谱或清咏或演奏歌唱的。但是，在春秋时期尚无专门的音乐理论著作， 也没有产生记录乐曲的乐谱。音乐的教育和传播，主要依靠乐师口头传授。在王宫失守、乐师流散的情况下，乐曲的散佚也特别严重。孔子整理的“乐”也是由于记录乐曲的方法不成熟而未能久传，再加上社会动乱、礼乐制度崩坏，很多乐曲逐渐亡佚。至汉初，乐官对《雅乐》只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东汉末，人们能歌咏的《风》《雅》之乐已寥寥无几，之后，则完全被人遗忘。
最早的孔庙是孔子故乡的曲阜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经历代扩建形成雄伟壮观的规模，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三路布局，前后九进院落，有殿阁厅堂门坊一百余座，成为孔庙之祖庭。至唐贞观二年（628）孔子被尊为“先圣”，四年（630）诏全国各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