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刊刻过程

乾隆石鼓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集体智慧和力量的凝聚和结晶。作为一项浩大的皇家御制工程，从当时的乾隆皇帝、诸大臣到刻石的匠人都参与到了其中。

1、乾隆石鼓的参与者。

（上图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藏“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阴附“重刻石鼓文音训”拓片）

 

 ①撰文作者。

关于乾隆石鼓文字内容上的斟酌拟定，乾隆皇帝在其《御制诗集》中作了较为翔实的记述：

“兹用幸翰苑之例，亲定首章，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即用文中字并成末章。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非因难以见巧，实述古以传今。于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鼔井井有条而不紊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68—1048页。]

乾隆皇帝亲自参与了乾隆版石鼓文十章文字中的第一章和第九章，中间八章文字则是由大臣彭元瑞补充、撰写成章。就乾隆石鼓的文字数量而言，乾隆石鼓鼓面文字（十天干序号除外）共计三百三十一字，其中含重文二十四。这三百三十一字的内容由乾隆皇帝和大臣彭元瑞二人共同完成。

乾隆皇帝作为乾隆石鼓的创意之人，其对乾隆石鼓的历史出现和形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除了推动乾隆石鼓的重排刊刻之外，乾隆皇帝亲自撰定了乾隆石鼓中的第一鼓和第十鼓的内容：

“兹用幸翰苑之例，亲定首章，截其长以补后数章之短，即用文中字并成末章。”[（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乾隆皇帝亲临锡宴，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四十字为韵，乾隆帝赋东字及末音字二韵，其余饬诸臣各分一韵赋诗。

乾隆皇帝所拟第一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三；第十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一。即在乾隆石鼓本文内容中，乾隆皇帝拟定了两鼓共六十四字的内容，其中含重文四字。

除了石鼓文本文之外，乾隆皇帝还拟定了并亲自书写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在这篇重刻序言中，乾隆皇帝指明了重刻石鼓的大致背景和用意，并希望后世子孙能够了解大清王朝及皇帝重道崇文的良苦用心。

乾隆皇帝对石鼓青睐有加，除了亲自参与乾隆石鼓及其序言的撰定之外，他还作《石鼓赞》、《石鼓诗》、《石鼓文诗》、《石鼓歌》等石鼓相关诗文数篇。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命人订版制作了石鼓墨锭，以重其事，据《清实录》卷一三五四《高宗纯皇帝实录》之记载，在乾隆石鼓刊刻当年，乾隆皇帝就曾亲自赐予臣子御制集石鼓诗序墨锭：“再赏福康安、阮光平、御制集石鼓诗序墨刻各一分。随报发去。俾得一同祗领。”

乾隆石鼓鼓面文字内容的主要作者为大臣彭元瑞。

彭元瑞作为乾隆石鼓的主要撰文者，重排编纂了第二鼓到第九鼓的内容。

“……自第二至第九，命彭元瑞按余字各补成，章非因难以见巧，实述古以传今，于是石鼓之文仍在，十鼓井井有条而不紊矣。”[（清）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郭亚南等点校：《钦定国子监志》，北京古籍粗版社2000年版，第1048页。]

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又字辑五，号“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二甲第八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礼、工、户、兵、吏五部尚书。《清史稿》卷三百二十有其传。彭元瑞是纂修《四库全书》和刊刻乾隆石经的副总裁，此外，他还担任纂修《续三通》、《清会典》等总裁，也是当时的学者和楹联名家，与蒋士铨合称“江右两名士”。作为乾隆时期的名臣，乾隆皇帝对彭元瑞也是器重有加：

“彭元瑞与蒋士铨皆江西人，同举进士，入翰林。有文名，而元瑞擢用至侍郎，乃因奉职恪勤，亦练达政务，非仅以词翰受知也。”[（清）龚嘉儁修，李楁纂：《杭州府志》首卷之五，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彭元瑞受到皇帝器重，非惟其文辞见长，更兼其恪尽职守、达于政务、勤勉有加故。除了乾隆石鼓，彭元瑞还参加了诸如四库全书编撰、淳化阁帖释文、乾隆御制文集《万寿盛典》纂辑、《皇朝礼器图式》纂修、《钦定大清会典》编修、皇极殿灯联撰写等当时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

彭元瑞所拟定乾隆石鼓中的八鼓内容计合二百六十七字，含重文二十。其中，第二鼓凡三十五字；第三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六；第四鼓凡三十二字，含重文五；第五鼓凡三十七字，含重文一；第六鼓凡三十三字，含重文四；第七鼓凡三十四字；第八鼓三十四字，含重文二；第九鼓三十字，含重文二。

作为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御制工程，彭元瑞在其《恩余堂经进三稿》中也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右重排石鼓文》，以纪其事：

“周宣遗猎碣，岐狩坐明堂。凹尔陈仓臼，魁然祭酒墙。韦苏徒獭祭，迪慎只萤光。文压退之退，制高皇陵皇。旧新留并寿，声震集成章。耆武右文治，滦庠庋并彰。”[（清）彭元瑞：《恩余堂经进三稿》卷五，清乾隆刻本。]

彭元瑞在诗中断定石鼓为周宣王时遗存，陈述了石鼓历经沧桑，历数韦应物、苏轼、潘迪、杨慎等诸多研究石鼓的历史人物，在感叹他们力量有限的同时，于诗之终篇点明乾隆石鼓彰显了乾隆皇帝文治武功彪炳后世的十全形象。

②释文诸臣。

乾隆石鼓除了十枚石鼓之外，尚有与十石鼓息息相关的“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及其碑阴所附“重刻石鼓文音训”，此音训系乾隆之诸臣共同完成，包括王杰、彭元瑞、董诰、金士松、沈初五大臣。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皇太后七旬万寿恩科殿试状元，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后又转调史部、右都御史、军机昆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职。《清史稿》有传，历仕乾隆和嘉庆两朝。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管理礼部事务臣王杰”。

王杰担任东阁大学士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释文乾隆石鼓的时间是在其担任东阁大学士后的第五年进行的。

除了担任乾隆石鼓的释文之任外，王杰还是《乾隆石经》的总裁官、《四库全书》的副总裁。

彭元瑞。彭元瑞不但拟定了乾隆石鼓正文中八鼓的内容，还参与了乾隆石鼓“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之碑阴所附“重刻石鼓文音训”相关内容的撰文工作，“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吏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管理管理国子监事教习庶吉士臣彭元瑞”。

董诰，（1740－1818），字雅伦，一字西京，号蔗林，一号柘林，浙江富阳人，董邦达长子，善书画。乾隆二十九年（176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礼、工、户、吏、刑各部侍郎。董诰参与了《四库全书》及《乾隆石经》两个重大工程，担任《四库全书》、《乾隆石经》副总裁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董诰”。

金士松（1730－1800），字亭立，号听涛，江苏吴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侍读、广东学政、顺天学政、礼部侍郎等职，官至兵部尚书。曾担任《四库全书》的总阅官、《乾隆石经》的校勘官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吏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臣金士松”。

沈初（1735－1799），字景初，号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编修。历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石经》校勘官之职。《清史稿》有传。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经筵讲官兵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臣沈初”。

③察书人。

关于“察书”之意，《辞海》这样解释：“察书，谓校正勘定他人书写的文字。”即文字的校对工作。

金简，字可亭，朝鲜人。生时未详，卒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历任户部汉右侍郎、户部满右侍郎、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金简曾充任《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石经》副总裁之职。在《四库全书》文字刊刻方面贡献尤巨，创造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序。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察书：武英殿总理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御书处事务臣金简”。

④摹篆人。

乾隆石鼓的鼓面文字遒劲洒脱，工稳朴茂，深得先秦遗意。其书写者为赵秉冲。

赵秉冲（？－1814），字谦士，号研怀，上海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钦赐举人，官户部侍郎。秉冲博雅好古，嗜金石之学，能摹印，书工真、草、隶、篆四体。赵为国子监生，后以篆隶俱佳故，被派办石鼓文。

乾隆四十四年，蒙大学士于敏中、阿桂荐举，奉特旨：“缮写篆字监生赵秉冲，着照从前陈孝泳、杨瑞莲之例在懋勤殿行走。”

“（乾隆）四十七年，谕监生赵秉冲在懋勤殿行走已经四年，着加恩赏给内阁中书，遇缺即补，仍准其一体会试。”[（清）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八十五，清光绪刊本。]

但是直到乾隆五十四年，赵秉冲一直未能补缺，所以在乾隆五十四年的十月，被以户部主事之职补用。就在当年的十二月份，赵秉冲被委派为户部员外郎，负责办理乾隆石鼓的篆文事宜，《清实录》之《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四五载云：

“戊辰。谕曰、赵秉冲在懋勤殿行走有年。尚属勤慎。前经赏给户部主事。兹因其办理石鼓篆文。应书职衔。着加恩以本部员外郎补用。”

由此观之，乾隆石鼓虽然刻成于乾隆五十五年，但是自乾隆五十四年起，赵秉冲就已开始奉旨着手乾隆石鼓的摹篆工作。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摹篆：懋勤殿行走户部员外郎臣赵秉冲”。

⑤监刻人及刻工。

乾隆石鼓的监刻人及刻工均来自当时的御书处。

御书处为内务府下属机构，初名“文书馆”，康熙二十九年（1690）改为御书处。主要负责管理、摹刻、刷拓皇帝诗文、法帖手迹等事宜，并制造墨及朱墨等用品，下设刻字作、裱作、墨刻作、墨作。有兼管、库掌、匠役等共百余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归并武英殿修书处。《四库全书》、《乾隆石经》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中，均有御书处官员的广泛参与。

“重刻石鼓文音训”末署：“监刻：御书处六品司库监造臣盛格；镌字：司匠小臣长寿”。

当时的内务府司库为六品职衔；司匠为八品职衔。

综上所述，在乾隆石鼓的刊刻过程中，仅署名石上者就达十人。这其中，除乾隆皇帝外，有释文大臣五人；察书臣、摹篆臣、监刻臣和镌字臣各一人。（下图为北京孔庙藏部分乾隆石鼓）

2、乾隆石鼓放置位置的选定。

关于现今乾隆石鼓的存置位置，即北京孔庙大成门外两侧的确定，实际与当时周石鼓的位置相对应，所以，要了解乾隆石鼓现今存放位置的原因，就首先必须考定周石鼓存放于北京孔庙时的情形。周石鼓来到北京孔庙大成门内之前，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

“旧在陈仓野中，韩昌黎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舆之太学，不从。郑余庆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遂至散失。宋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府学庑，已失其一。皇佑四年，向传师搜足。大观二年，归于汴京。诏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后移至宝和殿。金人破汴，辇至于燕，置王宣抚家，复移大兴府学。元皇庆，移至文庙戟门内。”[（清）孙承泽撰，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2页。]

文中所言宋司马池知凤翔时所丢失、后被向傅师搜回的那枚石鼓为第六鼓，因经五代之乱，流落民间，被凿以为臼。至乾隆庚戌（1790）年春，乾隆皇帝在此鼓石臼周围平面上题刻诗跋。其辞曰：

“石鼔歌掘臼科，弗知其意所云何。兹因考古十之质，爰命图真一有窠，慨叹曾充舂杵用，伤形已阅岁年多。言行国学历珍弆，重道崇文功不磨。命图十鼔形以来，漫漶缺裂，固数千百年物之常。其第十鼓平面，则凿为大孔，圆径一尺三寸，深一尺二寸。因恍悟即昌黎之所谓‘臼科’也。科者，坎坎者陷，非俗所谓‘臼窠’乎？则昌黎之语，乃举其实，而其为臼窠，自唐时已然矣。呜呼！为此者实庸愚小人，不足罪。兹虽珍重护惜以永厥年，安知数千百年之后，不复遭剥蚀割凿之灾乎？而重用其文以成十鼔之全，又非拘于形而泥于古乎？其幸在兹矣，慎亦在兹矣。乾隆庚戌春御题。”

末钤刻“≡”（乾）、“八征耄念”二印。（下图为澳大利亚图书馆藏石鼓摹本）

到了元代大德十一年，时任大都教授的虞集记载了周石鼓走进北京孔庙大成门内时的情形：

“大德之末（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置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疎棂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元）虞集：《石鼓序略》，自吾衍《周秦刻石释音》，丛书集成本，第15页。]

从虞集的记载可以看出，先是虞集从“泥土草莱之中”寻找出了周石鼓。隔了不久，即皇庆元年（1312）二月，由于助教成均的建言，当时兵部派车载运石鼓入孔庙大成门内，同时对周石鼓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俱云“元大徳十一年，虞集为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系载之未详之误；元潘迪在其音训碑中认为，“圣朝皇庆癸丑（皇庆二年，1313），始置大成门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

据《元史》卷二十四之《仁宗本纪》记载：

“（皇庆元年）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关于大都路学，据《元史·选举志》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这里的南城国子学位置即是在金枢密院基础上改建的宣圣庙，至元十三年（1276），将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学，署提举学校所，兼具学校及教育行政管理之能，及城东国子监立，大都路学降为大都路地方学校。]

《资治通鉴后编》对此的记载在《元史》的基础上，显得更为详尽：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燕京之始平也，宣抚使王楫以金枢密院为宣圣庙，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石鼓列庑下。及国子监立，以其庙为大都路学。至是，复徙石鼓于国子监。”[（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百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述引文中指称的“国子监”与现在我们所指称的国子监不完全对等，引文所言之“国子监”实际指整个孔庙和国子监。元明清时期，除了用“国子监”指称之外，还常用“太学”来指称孔庙和国子监整体。如明代沈一贯曾作《观太学石鼓歌》、清代曾国藩曾作《太学石鼓歌》、清代全祖望曾作《国子监石鼓歌》等。

从公元一三一二年，即皇庆元年起，周石鼓从当时的大都路学，即南城的国子学迁移到了国子监，开始了在北京孔庙的存放历程。

周石鼓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内的具体排列方式和情形，也是可考的。据道光本《钦定国子监志》记载，第一至第五鼓当时均在大成门内东侧，西向；第六鼓至第十鼓在大成门内西侧，东向。

这种格局持续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后，即后至元五年（1339），潘迪音训碑出现了。

关于潘迪其人，明人冯从吾在《元儒考略》中记云：“潘迪，字允功，博学能文，历官国子司业、集贤学士，所著有《易春秋庸学述解》及《格物类编》《六经发明》诸书，传于世。”[（明）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三，光绪十八年刻本。]《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载云：“潘迪，字履道，元城人。通五经，历翰林编修、国子助教，升国子学士，迁集贤学士。”[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75—1876页。]《全元文》卷之一五五五收潘迪文二十篇，文前缀潘迪小传，较为详尽：“潘迪，字履道，一字牖民，元城（今属河北）人。历监察御史、国子助教，升国子司业、礼部尚书。以正议大夫、集贤直学士致仕，著有《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格物类编》。”

关于潘迪上任国子司业的具体时间，道光本《钦定国子监志》“官师”部分言之不详，仅云其“至元时任”。石鼓文音训为潘迪在任国子司业时，即后至元己卯（至元五年，1339）五月所作。

潘迪在石鼓文音训跋中记载道：“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间取郑氏樵、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家之说，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

目睹石鼓文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残损不止，促使潘迪为周石鼓作音训。其训释依据主要来自宋代的郑樵、薛尚功、王厚之等诸家之说，融而汇之，成潘氏石鼓文音训。

潘氏石鼓文音训碑完成后，遂与周石鼓中的第六至第十鼓并立于北京孔庙大成门门内西侧，直到一九三三年，潘迪音训碑与周石鼓一起开始南迁。《钦定国子监志》等文献中均有相关之记载。（下图为哈佛大学藏潘迪音训碑拓片）

周石鼓与潘迪音训碑并存的这种格局持续了四百五十一年，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伴随着乾隆石鼓的出现，北京孔庙藏石鼓达到了极盛。

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起，北京孔庙大成门内外两侧史无前例地形成了周石鼓与乾隆石鼓两大石鼓系统并存的情形，可以说，这种并存真正实现了乾隆皇帝所期待的那种“异代赏音，金石永存”的辉煌局面。至一九三三年周石鼓南迁时止，两代石鼓系统交相辉映达一百四十三年。

乾隆年间的进士戴璐以颇具现场感的笔触记载了乾隆石鼓形成前后的情状：

“乾隆辛未，古桧重荣。癸卯，肇建辟雍。庚戌，御制重排石鼓文，与旧存十鼓并列戟门，并勒张照诗于石，颁赐群臣。璐以鸿胪少卿，亦得恭领。壬子，命将蒋衡所进《十三经》勒石彝伦堂。”

“戟门”，又称仪门，在明代特指太庙中门大成门，因其门内列戟，故称。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五之记载，当时的孔庙大成门内尚立列戟二十四。

清同治年间的进士陈作霖在其《春明旧游记》一文中以一个游人的视角描述了当时周石鼓和乾隆石鼓并存于孔庙大成门下的情形：

“……旧鼓以阑护之，有纯皇帝御制石鼓文碑，而张照所书韩诗碑附立于右，继入大成门院，左右碑亭相接，皆刊十全武功、告成太学文，其间树尤奇古，令人动林木名节之思。”

直到一九三三年四月，随着抗战的爆发，周石鼓开始坎坷的南迁之旅。至南迁，周石鼓结束了在北京孔庙存置的历史。解放后，周石鼓北归，被陈列于故宫博物院之箭亭。从元皇庆元年（1312）二月至公元一九三三年四月，周石鼓在北京孔庙经历了长达六百二十一年的时光。

皇庆元年（1312）周石鼓入孔庙大成门内

至元五年（1339）潘迪音训碑立于大成门内西侧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石鼓立于大成门外

公元一九三三年周石鼓离开北京孔庙

余论

乾隆皇帝在当时制作了两套乾隆石鼓，一套放置在北京孔庙，另一套放置于热河文庙，就在乾隆石鼓制成之时，乾隆皇帝还亲自到热河文庙阅视新刻石鼓，据《清实录》卷一三五五之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月，丙申，上诣热河文庙行礼，阅视新镌石鼓于戢门前。”当时热河文庙中的十枚乾隆石鼓现存于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下图为避暑山庄博物馆藏乾隆石鼓）

（责任编辑：墨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