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谈“新儒家”，人们首先会想到梁漱溟，会在与梁先生生平和思想相关的资料里看到“马一浮”三个字，知道这是一位儒家的老先生，一位国学大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更多的是活在学界后辈的口传中，离开专业学术圈子，便都湮没。马一浮，更是在时代风流云散前后都陌生的名字。现在，借由一部半是生平、半是思想研究的评传《马一浮和他的大时代》，这位毕生寂寞的儒家的形象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身世迷局：诀别西学归隐33年

与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相似，如若不是社会革命的风起云涌——或者说横生枝节，聪慧过人且家学淳厚的马一浮，无疑会步入典型“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旅程，况且马一浮十六岁已经在绍兴县的科举考试高中榜首，初步为士民等级社会所认可。但19世纪末的中国，在列强步步紧逼，国门洞开之时，“西学东渐”之风也愈演愈烈，马一浮，这位和鲁迅、周作人同年，与杜亚泉同学且从旧学规范化的学术启蒙一路走来的青年学人，直面混乱动荡的社会局势和家国命运，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1902年6月，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招聘秘书，此前刻苦学习英文、法文和日文、与同仁创办翻译杂志有长期知识准备的马一浮应征并被录取。1904年5月，马一浮于归国途中转道日本，自费留学，但并未注册学校，主要初衷是为了与挚友谢无量、马君武重逢。这一时期他读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并且有过一个庞大的学术计划，但从日本回国后，马一浮对西学的热情很快冷却，“成为20世纪初中国涌现的众多的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学子中早早回归传统的一位。”

从回国到辛亥革命爆发，马一浮一直隐居于杭州的西子湖畔，远离尘世的动荡与喧嚣，潜心治学。从1905年一直到1938年，期间只有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后便辞官归去。这段隐居的时间长达33年——这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包括整个青年和中年时代。这是马一浮生平的最大迷局。

马一浮在日访学达半年之久，在日本期间，一直积极地为《民报》投稿，流亡者及留学生中的革命气氛令他“欢欣鼓舞”，但回国后为何没有投身革命而转向书斋？出国前后在语言、文化和学术上大量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归国后对西方学术亦曾有过的庞大研究整理计划，马一浮为什么后来会彻底诀别西学，而选择重新回到传统儒学中来？

对于前者，评传作者滕复认为“根本的原因来源于他对时局的悲观。家庭的遭际及自身境况的凄凉孤独对于他的悲观心理自然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种悲观和对心灵的保守，也似乎解答了第二个问题：“他逐渐对过去所热情追求的西学以及种种新学的真理性产生怀疑，从而回到传统，并且最终回到他为之付出了毕生而且也成就了他的一生的儒学。”这种解释稍嫌模糊，也是材料所限，走进历史人物的真实内心毕竟是天下第一等难事。总之，马一浮度过生平最重大的拐点之后，终于隐身古寺禅房、浸淫旧学整理，闭户不出，偶访高僧，与外界写诗与道友唱和，尺牍往还，只接待学术水准相当的访客，多少年后，文澜阁走出一代儒学新宗。